「男」以成為助產師:助產科系男學生的性別化教育經驗

  • 黃勇壬|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碩士

台灣早期深受日本殖民的影響,產婆這個職業以來一直由女性所擔任,社會並咸認由具有生產經驗的女人來接生,會更為同理女人的感受。這樣的社會風氣在世代相襲下,造就了如今助產專業的性別隔離現象。所謂的職場性別隔離,指的是某種職業裡,單一性別過度集中的現象,其中又可分為水平隔離與垂直隔離,前者指的是兩性涇渭分明的從事不同類型的職業,後者指的是在同一種職業中,高階者多為男性,而女性則處於較低的職務位階。由此來看,助產專業在台灣的現狀,是處於水平性別隔離的狀態。

台灣助產史與日治時期息息相關 影片來源:【台灣演義】台灣助產史 2019.03.17 | Taiwan History

依循助產歷史的軌跡,可知助產專業曾經因為國家政策的失衡、因應社會結構的改變、醫療需求度的轉型,使得助產教育中斷多年。直至一群助產士的發聲抗衡,台灣才於1999年首先由輔英護專(現已改名為輔英科技大學)恢復助產教育體制。到了2008年時,有了第一位男性就讀,隔年2000年由台北護理學院設置助產研究所(現已改名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該年起即有首位男性就讀。然而,迄至2018年為止,僅共有18位男性就讀助產相關科系∕所(教育部統計資料,2018);歷年來實際通過助產士∕師執照考也僅有3名男性合格(考選部統計資料,2019);在執業的紀錄上,也僅在2006 年至 2008年有一名男助產士短暫於台北縣(現改名新北市)(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9),此後便再未有男性以助產士∕師身分於助產專業領域中現身。

根據這些統計資料顯示,從助產教育到執業現場,助產專業處於「女多男少」的局面,顯示了助產專業的性別隔離現象極為顯著。在性別教育平等法和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實施之下,儘管助產專業不再有性別因素的限制,但為何助產專業仍然走不出以女人為主的想像空間?基於這個謎團,我想要探究是什麼樣的原因阻礙了男助產的現身?且助產專業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展示並維繫了此專業中的性別意涵與隔離現象?這篇文章,就是藉由檢視男助產生實際進入助產教育和臨床實作的經驗,來看見助產專業性別隔離的運作機制和效應。

助產行業男性被隔離在外 圖片來源:Photo by Krzysztof (Kriss) Szkurlatowski from FreeImages
從社會控制論看性別隔離

有許多不同的取徑在嘗試解釋性別隔離的成因。例如,經濟學的人力資本論觀點認為性別隔離是種理性選擇,如女性預估自己容易因為家務限制、扮演照顧者角色而中斷勞動職涯,因而去選擇低技術性的工作;或者以「統計性歧視論」(Theory of Statistic Discrimination)來解釋,雇主在選擇雇用對象時,若要一一判斷每個人的生產力再加以決策,將需要耗費許多成本,因此,雇主選擇根據一般人觀念中的一些統計性特質來做雇用人時的判斷(Bielby & Baron, 1986)。舉例來說,當產科主管需選擇男、女護生/助產生進入場域實習時,雇主會依據傳統上認為女性較能勝任產科工作、且預估可降低家屬和產婦的疑慮等成本(包括事前與家屬溝通、過程中讓產婦安心、事後免於糾紛等),而選擇避免讓男護生/助產生進入照顧場域以免除多餘的勞動負擔和成本。

然而,上述經濟學的觀點把性別隔離的成因都歸諸於理性選擇,但卻未曾省思個人在環境中是否有足夠的自由選擇的能力,同時也未去反思造成統計性歧視運作的源頭,有著什麼樣的性別刻板印象。因此,社會學者改由社會控制論的觀點來討論性別隔離的制度性成因。所謂社會控制論,係指社會控制的力量,會在從小的社會化過程、教育單位、以及職場中不斷展現及強化,因而讓性別隔離的存在更加深遠且難以撼動。Jerry A. Jacobs(1989: 230)因此提出旋轉門理論(Revolving Doors theory),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行業裡,當女性要參與、加入時,往往會面臨因性別因素而導致的限制或權力關係不對等的處境,以致於她們即便費心解決了某些層面的結構問題,隨之而來的又會迎來另一道結構問題,就像旋轉門的不停旋轉般,使其始終無法進入結構核心內。同樣的,當男性要進入以女性為主力的助產專業時,也很容易在社會控制的力道之下,面臨一道道的旋轉門挑戰論,而始終進不了核心,也弱化了他參與助產專業的能動性。接下來要講的故事,就是男助產生在助產教育歷程中的旋轉門經驗。

助產教育歷程的旋轉門

由於從過往產婆歷史而來的印象,助產科系一直帶有高度的性別化色彩,再加上教育體制∕文本內對照護專業所勾勒出的性別角色形象(如女溫柔男陽剛),更加鞏固性別分工的正當性,也限縮了男性就讀的意願。因此,當男性甫接觸助產專業時,首先會面臨的質疑是,你真的會被這個專業召喚嗎?接著,即便他們確實感受到助產專業的價值並心嚮往之,但要進入助產系所時,也會因為助產系所與女性特屬專業的連結印象,而在社會文化的眼光、職業的名聲、未來的報酬收入前躊躇,猶豫是否真要投入。第三,即便進入了學校,這些男助產生也會遭遇如同Kanter(2008)所說的樣板理論,一來,因為自己的少數身份而承擔被放大檢視的處境;二來,自己也會一再被提醒自己的性別不同於多數(比如,受訪者俊源曾說,曾有女同學對他說,看到他出現在開學新訓的場合時,還「想說很奇怪?幹嘛有同學的男朋友陪同參加新訓,很奇怪耶?」),因而容易被配置到圈外人的角色,使得他們像是被夾在旋轉門縫隙當中的人,不時面臨時而轉出,時而轉進的「圈內人或圈外人」處境。而影響最鉅的,則是單位主管(教學者)、產婦(產家)對男助產生投以異樣的眼光,因而隔絕其實際學習照護的機會。

如受訪者小皂在回憶就讀助產系時,便曾提起老師在課堂上曾說「你一個男生來念助產什麼的」,凸顯了老師對助產科系實具有特定的性別藍圖和期待。受訪者俊源也表示,實習的單位主管會向整個單位的人鄭重警告,「如果他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在旁邊喔!!你一定要喔!」受訪者檸檬則描繪因為自己的性別而直接被拒絕學習照護技術的經驗:

他們[單位主管]就用很多種方法告訴說男生怎麽樣、男生不行啊!還跟我的臨床[指導]學姐說:「欸!趕快讓那個學弟知難而退啦!他也不用待太久啦,讓他自己知道男生…」什麼、什麼之類的,而且非常的性別歧視與不信任我可以勝任這個工作(檸檬訪談初稿1080822)。

這些經驗所顯示的,不僅是某些教師和單位主管會以性別刻板印象來質疑男性是否能勝任助產工作,同時也會因此造成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亦即當教育現場的教師∕主管刻有對特定性別品味的偏好(女性執行照護技術的適切性),便會去質疑男性不適宜執行照護技術,進而限縮他的照護角色,自然也就使其在臨床∕實習經驗中,被隔絕於最重要的實際照護技術之操演,最後也就形成他在此技術上的不熟練,當然也就會衍生被判定為不專業、不適任的局面。

從男助產生的經驗中,可以看見在產科護理和助產臨床∕實習場域內,仍含藏許多預設的立場偏見。因此可以說,助產專業之所以為女性主流的專業職場,並不是因為它本身的照護意涵具有專屬性別化(即女性)的本質,而是父權與社會控制論的交織性,控制了人們對助產照護的想像,進而去預設特定性別的優勢身分,最終強化了性別區隔的存在與力量。

男助產士 圖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男助產士步步留心,時時在意〉
男助產生的「做照護」

要成為一個助產師,男助產生也必須完成產前衛教、接生現場、產後護理的實習階段,透過這三個環節學習一套助產照護邏輯。所謂助產照護邏輯,是從產前女性準備懷孕為始,在周產期內賦予產婦(產家)生產自主權與共同制定生產計畫書,使得生產不只是產婦個人行動,而是整體家庭的行動。然而,如 O’Lynn所言,「在[助產]產科沒有男人的歷史,沒有指導如何適當觸摸的方式」(轉引自Keogh & O’Lynn,2007: 257)。男助產生在實習場域裡,可說是幾乎沒有可供作典範學習的對象,因此他們無法藉由模仿學習、甚至相互交流的管道,來想像自身在助產專業的行為準則和理想範型,而僅能依靠自己的摸索。

我在研究中發現,男助產生發展出做同理、做信任、與做認同這三種方式,來落實助產照護邏輯的理念與實作。首先,在接生現場時,由於男助產生因為生理結構無法生產,因而容易被產婦質疑無法理解她們的痛苦。所以,男助產生一方面需要說服自己,即便他自己永遠無法親自生產,但他的角色並不是跟著產婦一起痛,而是肩負起緩解其疼痛的角色。另一方面,男助產生也要藉由展現多元的照護技巧,來取得產婦對其產生像家人般的信任,相信她們在男助產生的陪伴下,可以順利度過生產過程,並從生產中得到正面的體驗。由此可見,在生理性別的框架下,男助產生在臨床照護的實作中,需要更實質的展現出他確實具備同理的能力,才能藉此取得照護的正當性。但從產婦生產陣痛中得到省思,自然主動展現陪伴與關懷、柔和的表現。而在接生現場時,看見與助產專業為和的醫療化介入,試圖說服醫師的過程中看見他們對助產專業的認同度。

而在產後照護的階段,由於其觸及的是包含會陰沖洗、乳房護理、產後母嬰肌膚接觸等的密切性照護過程,需要碰觸產婦的身體,因而使得男助產生的生理性別容易被產婦(產家)質疑。因此,男助產生摸索出一套循序漸進、並在一切行動前皆主動說明、且表達(利他)立場的做法,以此確立自己的專業身份,來消解產婦的疑慮,並漸進的取得產婦的信任,得到推展後續照護範疇的機會。這個藉由做信任的行動來取得照護機會的過程,對男助產生來說,就像是持有助產專業圈的身分證,既象徵男助產生獲得了他人在助產專業的認可,同時也象徵了,他自己找到了座落在助產專業中的照護模式,更加肯認自己的助產專業者身份。

最後,當臨床實作發生與在教育場域學到的助產照護邏輯不符的景況時(如過度的生產醫療化),男助產生也發展出一些策略手段來抵制如此的產科醫療化現象。如以實證數據作為正當化自我觀點的手段,以此對抗產科醫療化介入的合理性。藉由如此具體性的發聲行動,男助產生能在臨床實作中確認自己身處於專業中的價值,因而能克服即使自己的生理性別不被「看好」,但他們仍能憑藉著自身的力量,來爭取助產專業被重視的機會,自然也就能說服自己接受,其確實能在助產專業中貢獻一己之力。

成為助產師?

當男助產生們對助產專業抱有高度認同,完成學校教育、步入職場之時,就意味著他們能夠成為一位助產師嗎?從受訪者的經驗來看,這儼然又有需要克服的一道道關卡。即便考取了助產師執照,但在社會控制論的機制之下,醫療院所仍對男性抱有「適得其所」的想像,傾向會將男性分發到被認為較為陽剛、或被認為需要有體力勞動的科別位置,如急重症單位∕開刀房∕加護病房∕精神科。且由於社會文化∕醫療院所∕助產專業環境對照護的想像,仍存有男女授受不親(身體觸碰)的信念,因而會對男性擔任助產師的角色抱持存疑態度。如檸檬所述:

我最近在求職的過程中,我有跟很多[助產]所上的學姊們討論到男生進產房的事情,她們其實都有詢問,也有一個學姐為了男生進產房這件事情奔走了好一陣子,做問卷調查護理人員產婦以及家屬等等,但是得到的回應都是拒絕男生的。這個體制和價值的過程就是如此,很寫實很直接很令人錯愕,但是這就是我遇到的狀況不是嗎?(檸檬訪談初稿1080822)

由此可見,即便是擁有助產師∕護理師執照的生理男性,也有可能會在組織和社會普遍的性別文化運作下,被迫進到與其志願不合的職場位置。而這樣的分發方式,也會進一步剝奪其自行開業的機會。在《助產人員法》〈第三章助產機構之設置及管理〉中可見,「助產人員申請設立助產機構執行業務,須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助產機構執行助產業務二年以上」(轉引自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因此,當沒有醫療機構願意給予男助產師去產科執業、累積助產照護的經驗,男助產師也無法獲得助產(產科)工作資歷,更談何自行開業(助產所)的可能性!

藉由探究男助產生於助產教育歷程的學習經驗可知,當男性想成為一位助產師,所面臨挑戰的多不是生理上的限制,而是社會性別文化的結構阻力。因此,如何提高社會對男助產師的友善接受度,是我們必須思考及面對的重要議題。助產作為性別隔離的專業,並非是因為助產專業天生為女人所屬,而是鼓勵女人所屬。因此即便鬆綁性別名額,但只要社會控制的力道未減,男性的加入仍是困難重重。我的研究建議可從三方面進行改革:第一,在醫療層面,要檢視職場友善環境、性別議題的課程及規律性、落實男∕女助產師執業狀況(監督是否有男助產師被放置於護理單位而非助產單位的狀況)。第二,在教育面,應強化宣導助產科技男女兼收的觀念,並檢視教師性別意識素養文化,同時廣為探究男助產生的學習經驗,建立角色典範的可能性。第三,在社會結構層面,建議相關醫療團體(如衛福部、護理學會、助產學會)舉辦教育進修時,應同時彰顯女∕男助產師的存性,在舉辦助產照護研討時,也可加入男性助產師的議題,作為鬆動性別刻板印象的開始,以避免落入助產天生為女人所屬的概念。期許透過上述機制的實踐與進展,能讓整個社會去看見並定位男助產於助產專業的角色位置,也才能夠改寫助產專業的性別隔離現象。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閩地區護理人員統計表。網路資料:(http://www.nurse.org.tw/publicUI/H/H102.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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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ogh, B. and C. O’Lynn (2007). Male Nurses’ Experiences of Gender Barriers: Ir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Nurse educator, 32: 256-259. 10.1097/01.NNE.0000299478.64809.82.

有一則關於 「男」以成為助產師:助產科系男學生的性別化教育經驗 的留言

  1. 說到底,為什麼婦產科醫師為男性進產房沒問題,專業受肯定,但助產師是男性進產房或在家助產則被議論與排斥…….? 唉~~不都是性別刻板印象在作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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