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內的面紗文化—省思帝國拯救論述的「一面之詞」

  • 林湘芸|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研究生

長久以來各個職場環境多數存在的階級制度,醫院中的醫用者(或是雇主)會仗勢著為「資方」的高姿態,對於外籍移工的工作不甚友善,在實際生活環境中也經常可見諸多的不平等對待。其中,我在醫院任職醫事檢驗師時期看見女性外籍移工在性別與階級的因素交織下,所受到的壓力比男性外籍移工更為顯著。在院內任職時,時常耳聞雇主對於佩戴面紗的女性外籍移工在工作職場中長期配戴面紗而產生不諒解,而其原因在於雇主不熟悉外籍移工的信仰文化,這種文化排斥的情況至今仍鮮明存在在我們生活之中。配戴面紗具有其背後的文化背景,與個人的信仰認同,但卻特別容易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下,受到當地的文化壓迫與輿論。

臺灣在面對多元文化所展現出的社會包容,我覺得尚有發展的空間,多數臺灣人鮮少有機會正確的理解戴面紗的文化背景,以至於我們無法理解外籍女性移工「戴面紗」的這個行為。文化之間交融的過程,資方與雇主一方慣以在地文化背景的眼光看待外籍移工,而面紗文化或許在現下的工作場域,會被身處華人文化的我們看做是「蓋頭蓋臉」、「掩蓋自己」、「見不得人」,產生較為負面的敘述,並對面紗文化有文化上的牴觸與排斥,以至於醫院中有些長輩認為這些移工對於無法把面紗拿下來是對自己沒自信、看起來不吉利這樣的謬誤。

〈頭巾、面罩、布卡、布基尼?一次搞懂穆斯林女性服飾〉來源:風國際

伊斯蘭教女性的面紗文化在不同的地區與公共場域展現時,不同國家與地區各自從當地的文化背景,洞悉並且嘗試了解佩戴面紗這樣的文化與實踐,必然也會對於面紗文化有所不同的觀感與討論。這也是我認為面紗文化具有濃厚的交織政治的探討空間,因為一個文化並非單一固著的存在,而會在文化的交融中展現出一體多面的樣貌,豐富討論的關鍵就在於從多方論述的溝通與立場的交流中進行相互理解,例如主流的探討視野是以西方觀點來對立於與非西方觀點,但若要更細緻的貼近文化的意義,就需要看見在不同文化脈絡交織如何對文化產生不一致的詮釋和理解。換言之,同一件事情的理解,事實上會因為在地文化與各種層面的因素,進而導致論述與觀點上的差異性。

交織政治下「一面之詞」
穆斯林移工在台北車站大廳參與穆斯林開齋節活動
圖片來源:〈台灣擁抱穆斯林 外媒:中國應該學習〉 中央社

對於伊斯蘭教女性的面紗文化而言,面紗可以是一種女性的面紗造型,對於原生國家、伊斯蘭教義與自我文化的展現,透過穿戴面紗結交更多同為穿戴面紗的女性朋友,如同容新芳所說(2003:115):「戴面紗變得相當廣泛的一個原因,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想證明他們的社會地位,尤其是在其他的女性面前」。傳統面紗文化在不同國家的文化脈絡之下,產生全然不同對於面紗文化的詮釋,以西方文化觀點來看,一直被視為一種傳統、壓迫、保守的文化行為。除了可露出眼睛的面紗Niqab(面部沒有完全遮蓋)之外,布卡(Burqa,一種蓋住臉龐的罩衫)則為伊斯蘭女性的禁令,Burqa為穆斯林女性覆蓋率最高的傳統服飾,從頭頂套上後全身都被包覆,只有眼睛部分留一條「紗網」,然而,無論面紗Niqab或布卡Burqa,西方國家皆欲以帝國主義之姿將頭戴面紗的女性「拯救」出來。

位處第一世界的女性主義者的眼光,通常以帝國主義姿態論述第三世界女人,如此優劣之分的刻板印象中更不乏有複雜的意識形態,而白人女性主義者也往往在話語間,反映出對於後殖民女性的殖民者心態 (邱貴芬,2000)。然而如同交織政治的概念所主張的,性別、種族、文化、階級等因素都會交織建構出不同的觀點與權力關係。當移工進入完全不同的國家與文化脈絡,就會看見其處境所展現的就是一種交織政治,其是否能施展出足夠的權力,是一個交織在性別、種族、文化與階級間的複雜議題。在尚未接觸跨國女性主義時,我一直以為女人的權益與權力都會是一樣且平等的,而修課過程中,從老師解釋道,女人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例如國家、種族、族群,這些種種的差異會使得一件事情對於不同的膚色還有文化背景的女性帶來不同的感受與結果,我才了解到,過往聽見的女性主義多半可能是以西方女性或者白人女性,以一種較為先進且驕傲的優越、進步的視角,並且以第一世界的女人的需求為出發點,導致第三世界的女性的需求與權力是被掩蓋住的。位處第一世界的女性主義者們,以一種文化霸權的形式與立場,試圖拯救這些蒙面紗戴頭巾的女人,似乎看見這些女性他們穿戴面紗是一種被壓迫的現象,但其實根本只是一種對於伊斯蘭女性的謬誤。

台灣醫療場域中的移工女性

我在曾經服務醫院的任職期間,觀察到部分的外籍移工為戴面紗者,除了自己到院就醫的醫用者之外,需要醫療照護者的醫用者身邊多數主要聘僱外籍移工,其中又以女性外籍移工擔任照護性質居多。根據勞動力勞動部發展署於109年09月統計數據指出,依照行業及國籍區分外籍移工,「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總計人數253770人。女性醫療照護的移工長時間在醫院內協助醫用者的生活起居,配戴面紗的女性移工不同於他人的服飾外觀,也會引起民眾的疑惑眼光。在我接觸女性主義與交織政治的觀點之後,我開始反思配戴面紗的女性移工的處境。

包覆頭部且不露出頭髮的印尼伊斯蘭面紗(jilbab)已然不是如以往我們認為是壓迫女性的一種展現,在1990年代末期,伊斯蘭面紗成為一種拋棄愚昧過去、擁抱嶄新未來的現代性符碼(Brenner, 1990)。面紗文化在信奉伊斯蘭教義的女性來說,就如同趙恩潔(2018)所說的,現在頭戴面紗已經不再只是一種文化展現,越來越多女性願意以戴面紗的方式表現自我價值,透過穿戴新風格的面紗服飾來呈現前衛又時尚的伊斯蘭身體,選擇了美麗,而非選擇了被壓迫,就如同我在醫院內所看見許多戴面紗的女性外籍移工,多數戴面紗的女性外籍移工即便語言無法完全融入台灣文化,仍經常可見透過每次現身在醫院中配戴不同的面紗,也樂於告訴醫療人員或同為外籍移工之夥伴分享面紗所帶來的意義。換言之,配戴面紗可以視為她們對於自身的認同展現,對於信仰、家鄉文化甚至是自我主體的認同,不僅翻轉我們將面紗等同於壓迫女性的既定印象,也引發我的深刻反思,這樣個人對於面紗文化的認同,似乎也指出西方女性主義對於頭戴面紗的「拯救」思想,是以一種的帝國主義的視野作為出發點,面紗文化被西方女性主義視作是一種壓迫女性的傳統文化,但是在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與其國家女性來看,這卻是一種認同自己的文化展現。

由此現象來看,面紗對於信奉伊斯蘭教的女性來說,可說是一種作為女性的文化展現,並非如西方國家批判面紗文化僅是文化迫害女性的產物。西方文化通常認為伊斯蘭女性的蒙面象徵的是女性對男性的屈從,進而使其譴責蒙面的習俗(謝明珊譯,2010)。但這樣的想法放進交織政治的脈絡下,卻也顯現出西方國家是以一種「文化先進觀」,甚或帶有些許殖民主義的心態在審視面紗文化。於此得以看見,其對面紗文化的批判與「拯救」,背後是隱含著帝國主義的思維,帶著「進步」的話語權來「拯救」這些女性,但從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與其國家女性來看,面紗文化也隱含著一種認同自己的文化展現,這也意味著信奉伊斯蘭教的女性思維已經不再像過往被歷史既有的印象所侷限。

我認為,如今臺灣也受到全球化與自由主義的影響之下,在現今資訊與科技隨著世代變遷,穆斯林女性也逐漸意識到女性權益相關文化資訊,特別是待在臺灣的外籍移工更能夠擁有展演自我的權利,使用愈來愈多具有設計感的美麗頭巾被使用,不再只有深色或黑色暗沉頭巾。沒有人是文化的局外人。當這些在台工作的伊斯蘭教女性透過面紗展演自己的文化與自我認同,我們應該要以更同理的角度,透過多方文化瞭解來嘗試理解社會中受到多種壓迫的文化議題,以及不同種族、階級、宗教之間的文化交織性,去尊重與接納各個文化的在地傳統的形式與展演特色,而不再只是以上對下之姿的「包容」每一個文化現象。

參考文獻
  • 林津如(2019)。後殖民女性主義。臺灣:貓頭鷹。
  • 容新芳(2016)(譯)。後殖民主義(原作者Robert J.C.Young ) 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香港:牛津大學。
  • 游美惠(2014)。性別教育小辭庫。高雄市:巨流。
  • 趙恩潔(2018)。「又美麗又虔誠」:中爪哇戴頭巾者社群的美/德能動性。臺灣社會學刊,64,1-47。
  • 謝明珊(2010)(譯)。女性主義:議題與論證(原作者:Jennifer Mather Saul)。台北市: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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